卡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曾是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同事。这位大部分工作经验在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最值得炫耀的职位是奥巴马第一届总统任期内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是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底下负责审计各部门监管政策的部门，也就是说，这是个负责监管政府用在监管上开支的算钱岗位，而卡斯·桑斯坦虽然也自称是个“行为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正经学过经济学或者算术，恐怕所有所谓“行为经济学”知识都是跟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私下学来的。作为一名一共只干了四年，且理论上专业不对口的高级技术官僚，桑斯坦对技术官僚主义迷之自信，他撰写的这本名叫《成本-效益革命》的新书，至少在我看来，不经意间，事与作者愿违地描绘了技术官僚主义中相当一些哲学与实践弊端。
什么是桑斯坦笔下具有革命性的“成本与效益”分析?桑斯坦认为站在政府监管单位的角度，不能简单屈就于他叫做“表达型”(也就是情绪化)的全民公愤式诉求。他认为所有政府部门都应该对监管进行量化的成本与效益研究，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不要感情用事或者听信直觉。用最近广为讨论的滴滴顺风车事件来举例，事发之后全民情绪化诉求的直接“成本”是顺风车被下线，之后政府监管部门需要花费大量金钱人力对网约车行业进行监管，而需要这类服务的人只能转而使用另一些有可能更昂贵、更不安全、更难监管的交通方式。与此同时，这些监管成本直接带来的“效益”却很难估量。哪怕人们的道德直觉里政府理应倾尽全力监管网约车，很有可能监管成本与收益是不符的。在技术官僚眼里，不先出一份可行性报告，监管恐怕不应该开始。
桑斯坦提供了一种“成本与效益”的计算思路。按照他的算法，一条美国人命值900万美元。这算法既符合技术官僚乌托邦的思路，又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很诡异——根据有关部门进行的一些民意调研，一般雇员(比如建筑工人)愿意多拿900美元并接受万分之一的死亡率。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雇主想要确保没人遇难，就需要付出900万美元的代价。桑斯坦管这叫做“生命的统计学价值”，一个抽象概念。回到我们刚才的例子，假设滴滴顺风车每年接单一个亿，而导致乘客死亡的事件有两起，那也就是说乘坐顺风车的致命概率是5000万分之一。再假设乘客(或者滴滴)愿意每单多付10块钱来改善安全状况，那么确保不死人的“生命的统计学价值”是5亿人民币。这数字看起来直观多了。你本来在网上把滴滴骂得酣畅淋漓，但如果告诉你，一条命要5个亿才能保下来，你恐怕也要想想值不值得，何况你愿不愿意多付那10块钱，也绝对是个问题。
桑斯坦把这10块钱的代价叫做“花钱意愿程度”。拿年前我国北方农村的煤改气政策来解释他的思路，现实当中很多农民在被告知环保效益之后，依然不愿意出钱改造，因为对他们来说环境问题并不重要。桑斯坦会认为，在民众花钱改善环境问题的意愿很低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是弊大于利，也就是从政府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是“效益低于成本”的。
技术官僚通常喜欢把意识形态甚至本体论哲学问题包装成概率和统计问题，也就是技术问题。小学生都明白就算你花了5个亿，也不可能确保滴滴顺风车一定不出人命事故，更何况在“煤改气”的“效益成本”分析当中，环境改善的得益者与必须花钱的人并非同一个数量级，外加桑斯坦自己也承认，“人民”在各方面都不是完全理性的动物。桑斯坦自己做了个以204个美国人为样本的调查，问他们是否认同“政府应当对每条人命指定金钱数量——打个比方900万美元——并把监管成本与监管效益与之相关联”。调查结果是65个人选择了“非常不同意”，52个选择了“有些不同意”，而选择“非常同意”的一共只有4个人。
一个像桑斯坦这样的技术官僚主义者会对此表示诧异，是因为技术官僚意识形态不仅是一门商学院或者法学院里高价出售的现代经济学或者政治手艺，而且是传承已久，从约翰·洛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里来的一套英美实用主义哲学的当代变体。他们不能理解，为何很多人不像自己一样追求终极理性。早在19世纪，胡塞尔就对穆勒口中的理性崇拜症提出了批评，认为这种理想化的“逻辑”不过是人类思维方式当中的一种，还并非最科学的一种，只能在逻辑规范完全封闭(比如解数学题)的情况下才能当作科学方法使用。而真正的“思想”，则是一系列人类心理活动的复杂集成。胡塞尔的心理主义后来发展成了以个体经验为本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而穆勒的逻辑主义演变成了观念至上的英美市场经济和技术官僚主义。不管你个人倾向于哪一种哲学，有一点都应该正视，那就是“实用主义”这概念本身是理想化后的纯抽象概念，而不是真的“实用”，更不意味着省钱(毕竟请些技术官僚来进行成本与效益研究也是需要花钱的)。而仅仅因为一个业余爱好行为经济学的前白宫技术官僚愿意写一章书，讨论在商品包装上贴生产地或卡路里标签这样看起来鸡毛蒜皮的事情，也不等于他是你接地气的邻居老王，因此对老百姓(60.180, 0.38, 0.64%)的所有需求都非常了解。这背后有一套哲学思想的指引。
虽然桑斯坦反复重申《成本-效益革命》不是本哲学作品，它花在讨论哲学概念上的时间远超过做算术或者提出实用方案。桑斯坦讨论了什么是福祉(不管成本还是效益都无法定义)，什么是非理性(桑斯坦诡异地指出，一个人通常在用外语做决定的时候比用母语更为理性，但并未就建议所有人学习一门外语作出成本效益分析)，食品标签上写“含××”与“不含××”会带来什么认知行为区别(因为无法从桑斯坦的书里得到准确结论，我只能认为应该因人而异)。
我并不是说成本效益计算对政策制定者来说不重要。很显然，任何预算有限的监管部门，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计算自己部门投入的成本与生产的效益是否匹配——比如小派出所的警察如果被要求调查该区域所有网约车司机的套牌情况而拿不到一分钱加班费，那这项工作很可能根本不会展开。这不但谈不上多么有革命性，连老生都懒得常谈。桑斯坦的醉翁之意显然并不在此，他是个把自己包装成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斗士，真正的意图无非是让监管部门少监管市场，多监管自己——回到穆勒或者洛克的哲学，这是那种用一根筋的政治逻辑而非政策手段治国的方法论，与美国法制系统至今以1787年写的宪法为基本依据的传统一脉相承，也照应了当代技术官僚主义最大的弊病——纸上谈兵。桑斯坦自己也承认，除了进行规模永远有限的民意调查之外，并没有计算一些复杂社会问题之成本与效益的好方法。你没法真的算出“人民”的需求(因为人民的需求因其心理状况各异而各不相同，这点实用主义哲学家们总有理解困难)，而现实本身的不稳定更直接导致大部分政策的成本既不可控，也不可能在执行之前得出明确结论。所以最终，少监管、不监管对各大部门来说肯定是最为可行的方法，一如特朗普上台后要求各部门每出台一项新监管政策必须扔掉两项的简单粗暴。
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官僚主义是一套极为自恋的思想，这在大数据时代愈演愈烈。与过往其他自恋的政治逻辑不一样，技术官僚主义是举着“民主”大旗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没有比大数据更能了解“人民”的东西了，哪怕这大数据样本经常(因为成本问题)小得难以置信。有了大数据，什么政治说客，什么民粹主义，什么行贿受贿，这些不和谐噪音在政策领域均无立足之地。回到民主社会的现实，技术官僚的地位至今仍然不高。真正引导政治话语与政策方向的恰恰是情绪化、非理性、大部分时候鸡同鸭讲的人民，投票的时候不仅有时候会涂错，还经常反悔。桑斯坦自己也承认，他的想法即便在偏技术官僚主义的奥巴马政府的政治打手们眼里，也被认为小儿科，无法给政府带来公关效益。在如此混乱的世界里，仍然有桑斯坦这样坚定的穆勒拥趸，不得不说，正证明了一切不可预测